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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梦见大家都相信的事情，算不算证据？”

    “王伯伯说的‘独立判断’，要怎么证明我判断的是对的？”

    纸船在漩涡中打着转，顺着奔腾的水流，汇入了那股从东区导流而来的黑色“残渣”之中，最终被一同卷入地下管道的黑暗深处，未被任何人拦截，也未激起任何波澜。

    沈默缓缓放下了望远镜。

    他想起很久以前，在那间零下十八度的冷库里，他亲手销毁了所有被污染的样本，坚信“真相”是危险品，必须被严格地保护和隔离。

    可现在他看到，真正的真相并不需要被供奉在无菌的真空里。

    它在流动，在碰撞，在被质疑和被稀释的过程中，完成了自我净化。

    那些危险的问题，被投入更宏大的洪流后，非但没有引爆灾难，反而成了加速毒素分解的催化剂。

    他从背包里，取出了最后一件属于“法医沈默”的物品——那枚他用环氧树脂封存了关键胶片的听诊器。

    它曾是他解剖第一个诡异案件的核心证物，是他理性世界的基石。

    他静静地看着它，然后，他看到一个生锈的铁皮罐头盒顺着脚边的水流漂过。

    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将听诊器轻轻放入盒中，推了一把。

    铁皮盒摇晃着，像一艘笨拙的船，承载着一个被尘封的秘密，汇入城市庞大的排泄系统，漂向未知的远方。

    沈默知道，真正的传承不是交付一份尘封的卷宗，而是交付提问的权利和面对未知的勇气。

    他的工作，已经完成了。

    市建委的大会议室里，气氛压抑。

    王主任站在投影幕布前，神色平静。

    他刚刚结束了《关于在城市更新中引入“非共振空间”设计的可行性建议》的报告。

    报告的附件，是一份他带着几十位居民志愿者共同编撰的《市民语言健康指南》草案。

    “王主任，”一位主管规划的官员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带着一丝不耐，“你的理念很……新颖。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你的‘个人观察’和一些‘坊间传闻’上。我们做决策，需要的是权威的、可量化的数据支持。你明白吗？数据。”

    王主任点了点头，没有反驳。

    他只是平静地从口袋里取出一个手机，连接到投影仪上，播放了一段视频。

    视频拍摄于一个公园的凉亭，一群七八岁到十几岁不等的孩子，正围在一起激烈地辩论。

    “‘大家都做同一个梦’不能当证据，”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说，“心理学上有个词叫‘集体癔症’，信息传播会造成暗示污染。我们应该先隔离所有参与者，再分别记录他们的梦境细节，寻找初始信息源，而不是直接采信梦境内容本身！”

    “可是检测报告也可能出错啊！”另一个女孩反驳，“如果检测仪器的校准标准本身就是被‘残响’扭曲过的呢？我们应该设计双盲交叉验证！用A仪器去检测B仪器，再用C中心的标准去复核A和B！”

    他们的争论逻辑严密，甚至会引用一些王主任在“认知韧性训练营”里提过的概念，但又发展出了更严谨的思辨。

    王主任关掉视频，环视着会议室里一张张错愕的脸。

    “这就是数据。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落在每个人心底，“他们不再盲信我，甚至也不盲信你们的报告。他们只相信那个可以被彼此反复验证、纠错的过程。这，就是我们城市最宝贵的‘认知免疫数据’。”

    会议最终以“有待进一步研究”为由，搁置了提案。

    王主任走出政府大楼时，脸上没有丝毫沮丧。

    他看到，大楼门口的广场上，已经有数十名市民自发地聚集在那里，他们人手一份手抄版的《市民语言健康指南》，正在向过往的路人轻声宣讲着什么。

    他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走过去，从一个年轻人手中接过一叠传单，加入了队伍，向第一个向他投来好奇目光的行人，递出了那份还带着油墨香气的“草案”。

    几天后，林工在中心泵站巡查时，无意中发现，在一面常年潮湿的旧墙上，竟长出了一片新生不久的苔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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